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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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步升

   甘肃合水人,生于1963年。修过历史、哲学和文学专业,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人狱》《青白盐》《一九五0年的婚事》《革命切片》《陇东断代史》《刀客遁》等;中短篇小说集《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等;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等;学术论著《刀尖上的道德》《走西口》《河边说文》《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兵戎战事》等。获奖20余项。有百余篇作品入选各种权威选刊、选本,8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及高考模拟题。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多家大学客座教授。



是的,我是一个不回老家的人,一个生活在距离老家并不算远,而且也并没有忙到分身无术境况的人,几年,十年,二十年,未曾回过一次老家。在我们这个把老家捧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氛围下,非但不容易被理解,相反,对于人们,有关的,完全无关的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的指责,你都得默默听着,默默承受着。因为指责你的人是占据着前定的道德制高点的,而对你开展的合法性指责,对于指责者来说,至少有两层立竿见影的好处,一是满足了自己对道德感的追求,一是可以遮盖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某种不足。国人向来喜欢指责别人,其动机,其功用,大抵如此。谁见过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动不动抡起道德的大棒打人?古人说,小人无错,君子常过。说的是小人永远不觉得有错,错了的只能是别人,而君子因为习惯于反省,反躬自问,便常常会发现自身的诸多不是来。我们且不说小人君子之类的语焉不详的模糊话,在日常生活中,小人说出的话往往一派君子气象,大言炎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君子说话往往带有小人腔,因为要求实求真,说话要接地气,而地上有肥田茂草,也少不了污泥浊水。

    我并不是没有回过老家。这期间,有几次,站在河对岸的山畔上,在对老家久久伫望过后,决然返身而去,并未像在老家生活时那样——如果从老家以东的方向回家,到了河边,无论春夏秋冬,水涨水落水清水浊,脱掉鞋子,或挽起裤脚,或扒光衣服,蹚过河去,那就是家啊——可我再也不愿意蹚过这条河,踏上那座被河水和黄土高坡环抱的小村庄了。我不是刻意要这样诀别老家,而是心中不愿,确实不愿,不愿再踏上那片曾经寄托过我十六年生命的土地。但我得郑重声明:我与老家没有任何过节,也与自己的人生处境毫无关系。我与老家的离心离德产生于老家。在我懵懂记事时,有朝一日逃离这个地方,便是我对人生最大的奢望。逃离了,便是逃离了,谁见过脱网的鱼儿会主动返回网里?家是由一个单字组成的语词语义完全闭合的丝毫不具备开放性的概念,在家的前面加上任何限定词或修饰词,比如老家,娘家,便意味着那是别人的家,不再是自己的家了。家只是家,自己的家,生存意义上的家,事实意义上的家,法律意义上的家。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那样醉心于流浪,从能够记事起,这个念头便无比强烈。记事以前呢?我想一个贯穿数十年的念头,和由念头凝聚而起的决心,其诞生绝非毫无征兆。那么,将其归结为天性,将其说成是生命中本身潜藏着流浪的因子,也是在理的。


  现在我得说说我老家的样子。

  从我记事起,我仰首面前的山,我对眼中能够看见的东西,看一眼后,便不再感兴趣,装满眼睛的渴望是被山挡住的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前面的山以外的事物,便回首身后的山,而身后的山几乎压在我的头上,没有足够的角度观测。严格地说,身后的山并非看见,而是感知到的,那种碾压式的推搡和紧逼,使我时时感到,我会被身后的山推入面前的马莲河中。当然,我后来知道了,身前身后的山,都不是山。这是我终于有足够的体力和自由爬上山顶后才得知的。那是一种叫塬的地形。本来也是可以被称做原的,平原的原,高原的原,原野的原。这是高原上的平地,又是黄土高原上的平地,原来大约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平地,只因是用黄土堆积而成的,质地太过疏松,在雨水亿万斯年的冲刷中,平地被反复切割,如同一个顽童,用刀子、木棍,或手指,在一只蛋糕上,充满恶意地、反复地划拉,而留下的残迹。于是,原变成塬了,特指的含义是:黄土残塬。

  而我住在川里。川,便是被洪水切割下去的壕沟,宽大的叫川,窄小的叫沟。细分的话,还有冲沟、毛沟等等。本地人对这种地形不会感到惊奇,住在川里或沟里的人,将住在塬上的人,统一称为塬上人,而塬上人则将住在川里或沟里的人,称做川里人。这样的称呼极其厚道,或者圆滑,乃至于虚荣。而这正是家乡民间文化的基本底色:厚道,圆滑,或者虚荣。塬是有大小之分的,最大的塬,比如董志塬,那可是地球上最大的、土层最为深厚的黄土塬,几十万人在这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大约还有几十万座坟头占据着可观的肥田沃土。可喜的是,我出生在董志塬边的马莲河畔,可恨的是,这只是地质学上的说法,要化为真实的人生,还得爬上漫长而崎岖陡峻的黄土高坡,在田园时代,那可是需要卓越的体力耐力才可跨越的一道道天堑啊。一代代男人被这一道道天堑累断了腰,一代代女人被这牢狱一般的天堑禁闭在一孔孔黄土窑洞里,生死荣辱全凭天意,或自己的些许小运气。小一点的塬,可以成为一个县、一个乡镇的核心,而最小的塬,只可供几户人家,或一户人家安身立命,比如,六寸塬、四寸塬。听听这名字!这样的塬,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峁。就是在影视剧中,在摄影绘画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馒头样的黄土山丘。明明是峁,却被叫做塬,正是黄土文化的厚道,圆滑,或者虚荣。如同当下将几乎一文不名的人也称做老板,而把脸皮早已山川起伏的女人称做女生一样,都是一种假装。我假装不知道你生存的窘迫,一声貌似恭敬的老板,叫得你也假装自己不那么窘迫了,把身上最后一张纸币掏出来,为的是对得起人家的那一声恭敬,我假装不知道你的实际年龄,一声女生叫出,你也会像那些不谙世事、不懂得人世艰辛,以青葱的姿体语言,以羞涩的神情,决然地,满不在乎地,掏出丰满或干瘪的荷包,买下只有真的女生才可用的物件。

  塬上的人住在高处,住在川里或沟里的人,时时需要仰望,就像底层人遇到了高端人士,高端人士越是礼贤下士,越是虚怀若谷,底层人士越是堕入底层,本来在底层人士中间尚可正常抑扬的头颅,现在颈椎当即断了,本来奉行着人穷志不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人生信条的你,此时,腰间敏感部位忽地有了虚脱感,按正常的音量说话,都有可能导致一泻无余的尴尬,你只有嗡嗡嘤嘤,千般忸怩万般卑贱,高端人士在你的眼前便真的危乎高哉了。而当高端人士体察民情已毕,绝尘远去多时,你拊膺再三,调匀气息后,那个高端的身影由正午时的长度猛可间延展为夕阳西下时的景象,而这会成为你终其一生的奇遇和荣耀,你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漫长的身影了,从脚步到灵魂。塬上的人终日俯视着比自己低的川里或沟里人,长久的俯视,最容易建立起对被俯视者的一种优越感,对方本来便比自己低,现在便是渺小,或者近乎不存在了。然而,身居高处的人,站得高看得远,心胸开阔,气魄雄大,明白同情心和怜悯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一种品德,尤其是高端人士之所以成为高端人士先决的道德律令。于是,明明被俯视的人,只有靠先天的优越的体力、意志力,才可勉强苟活的,蜷缩在阴暗、逼仄的冲沟、毛沟里的人,一概被塬上人尊称为川里人。而在这样称呼对方时,语气中一律挥洒着慷慨豪迈,就像那些在自己一脸倦色的属下面前神采奕奕叮嘱要注意休息的高端人士。

  而塬上人最喜与川里人联姻。基本的格局大约是,塬上的男人往往讨川里的女子做老婆。川里人在塬上人那里,血液中流转着一种自卑感,川里的女子做了塬上人的老婆,如同民女嫁入豪门,那可是一步登天,人家吃了亏,自己占了大便宜的买卖。这样的选择,处处透着塬上人站得高看得远的高屋建瓴。川里的女子从小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吃得了苦中苦,最容易满足,婆家人偶尔给一个好脸色,都是山珍海味的享受,都是要以牛马般的忠诚和辛劳作为回报的。还有,万一两亲家有什么别扭,最先让步的,理所当然是女方了。塬上的中等男人闲谈间,便可娶到川里的上等女子,塬上的下等男人,哦,得格外声明,这里的上等中等下等之说,与人权概念中的种族无关,说的只是人的先天条件,完全是民间习惯用语。所谓下等男人,指那些家境贫寒,本人游手好闲,家无余财,身无长技,或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体残疾,只要他们格外放下身段,便可轻松娶到川里的中等女子。而塬上的上等男人,那些家有闲钱,人也有说得过去的才貌,门风家风周正,个人没有什么明显坏毛病的人,说一千道一万,是不会把川里的女子放在眼里的,除非你有西施之貌。而荒天荒地的,哪里又会生出西施一般的妙人呢。所以,这只是一种假设。那么,塬上的此类上等男人如何解决婚配呢,第一选择当然是大体门当户对的塬上人家吧。

  塬上的女子也有下嫁到川里的可能,无论处于什么情形,都是下嫁。这是老天爷对塬上有些女子天大的不公。不是家境差,严格地说,相对于川里人,塬上没有家境太差的人家,大体平整的土地,一眼可以望出去很远的视野,哪怕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人无一技品无一优,地理环境把这一切的不足都可一把抹平了,就像王侯将相家不成器不成人样的公子,照样可以轻松娶到貌美如花的妻子。塬上的女子相貌再差,差到无盐的份上,川里人都得要当成西施那样仰望。这里说的差,是指那些天生残疾,身体缺这少那,心窍缺这少那,这样的女子在塬上同样不被人看好,哪怕男方比自己还差,男方也不会正眼看你,因为有川里的中等女子早已投怀送抱了。塬上的这类女子,站在塬畔,把川里人俯视够了,扯开嗓门大哭一场,骂天骂地,骂川里人,好似她的不幸是由川里人造成的,然后千挑万选,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最终挑一个家境殷实,门风家风周正,其人老实厚道,勤劳能干的男子嫁过去,而迎娶之前,男方必须给女方家提供一笔让真正的有钱人都得出几身冷汗的彩礼,来报答女方父母给自己养大了一房媳妇。这是纯粹给女方家的,还有给女方本人的,足够八年穿的衣物,足够一辈子用的生活设施,还要规模浩大豪华排场的婚礼。这都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关怀呵护,若不借着这次机会一次备足了,女儿到男方家会受苦的。对男方的一次性搜干榨尽,男方娶一房媳妇,下半辈子基本上都用来偿还结婚债务了,而媳妇除了能够承担传宗接代功能,基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生育的儿女从小在社会底层挣扎,长大成人,仍然处于社会底层,恶性循环,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没有改天换地的重大变故,在正常社会秩序下,这样的人家恐怕几代人都不得翻身。

  那么,又有心思缜密的人要质疑了:川里的男人干吗不在川里找一个身体大概全乎的川里女人为妻呢?这就不大容易说明白了,非要说就得语涉玄虚,比如人性的弱点什么的,虚荣,攀高枝,攀龙附凤,如此等等,要的是人前的面子,要的是挂在人们嘴上的说头。“谁家谁家给儿子娶了一房塬上的媳妇!”听听啊!修习过史学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最容易忽视细节的学问,在结果那里,动机、过程,往往会遭到有意或无意的遮蔽,而川里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史学了,可史学也并非一味地高高在上,相反,向来与人情道理纠缠不清,而所谓的人情道理的形成,史学无休无止地训育,则功不可没。就像一位乡邻女孩,使尽黄土高坡文化熏陶磨练出来的坚忍不拔精神,嫁给了老外,而那个老外在那个生活水平与我们大中华天朝还有一定距离的国度里,仍属平民阶层,但人们并不刻意根究这些,舆论一律地说:谁家谁家的女娃嫁给了外国人,看看人家!女孩的家人在人面前从此有了面子,如同结了皇亲。而摆在川里男人面前最残酷的现实是,川里稍微看得过眼的女孩谁又会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川里男人呢。


    当然,老天爷关闭一道门,总会随手打开一扇窗的,世界的失衡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但严重失衡,则会导致倾覆。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这种结局也非老天爷本意。道理很简单,受到众人抬举供奉的老天爷,才成其为老天爷,才活得像个样子,正如皇上,高居龙庭,挥斥万民,才算是皇上,孤家寡人一个,是不是皇上都无所谓。老天爷的平衡术在黄土山乡起到的效用,触目皆是,众所周知。川里人也有自己的优越感,真实的优越性,心里的优越感,都有。拿吃水这件最日常不过的事情说吧。黄土高原缺水,对于此,老天爷都是心知肚明的,土层太厚,地表水留存不住,地下水埋藏太深,要是生长于山青水秀地方的人乍然看见塬上人的日用水,当场吓不死,也得吓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塬上人都备有水窖。什么是水窖,就是收集储存雨水的土窖。土窖的建造是一项非常浩大繁复的工程,先在低洼地挖出一方深坑,再用黄土沿圈夯筑成瓦缸状,撮口,鼓腹,收底,就像当下我们常见的那种营养过剩又慵懒昏聩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这当然不够,黄土无论怎么夯筑,都会渗水的。这就需要红胶泥。黄土高原满目黄土,遍地黄土,可要找到红胶泥,比找到成型成材的石头还难。红胶泥就是红土,黏性大,干燥后,不易渗水。先在空地上圈起一方泥坑,把粗糙的红土颗粒碾压成面粉般细柔的粉末,浇上适量的水,人的力气有限,再强壮的男人都是搅拌不匀称的,得用黄牛。挑选一头最为强壮的犍牛,赶入泥坑,一人牵着缰绳,犍牛在泥坑反复转圈,牛蹄每在泥坑走出一步,如同红军过草地那样艰难。等到一坑红胶泥彻底粘结了,那头最为强壮的犍牛也累瘫了,休息半个月一个月都缓不过劲儿,有的犍牛,这样一场事儿下来,强牛变成弱牛,算是半废了。红胶泥顶替的是水泥的作用,先贴墙箍起一圈,再将泥团搓成胳膊粗细的泥棒,从已经相当致密的泥墙上楔入,像是给木头家具上卯榫。每片手掌大的墙体上楔入一根泥棒,俗称钉窖。一口这样的水窖,如果管护得当,可供几代人使用,谁家拥有这么一口水窖,几乎是最值钱的家当。水窖阴干了,改好水路,遇到下雨,便可蓄水了。

    必须是暴雨。黄土层深厚而疏松,小雨,乃至中雨,地面难以形成水流。暴雨来得急,收得也急,地面洪流涌起,沿事先修好的水路灌入水窖,而水路都是黄土路面,洪水如利刃,沿路切削黄土,水路上有什么捎带什么,牲口粪,枯草枯树叶,杂七杂八,一并涌入水窖。刚入窖的雨水,最好不要去看,一窖黄泥汤,上面漂浮着各色杂物。这时候水窖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人不能饮用,牲口也不能饮用,谁用谁拉肚跑稀。必须沉淀几天半个月,泥沙下沉,水色渐渐变为土黄色。取用时,像在水井打水那样,水桶吊下去,拉起一桶土黄色的水。大一些的水窖,可以储水七八十方,在夏季,随用随储,冬天过后,春旱开始,水窖有无水,储水多少,直接关系到日常生活。到夏天暴雨来临之际,水窖也要空了,得赶紧清淤,所谓一窖水半窖泥,窖底淤泥已有一米厚薄了。当然,时代在进步,现在好了点。前多年,有关社会组织在极度缺水的黄土旱塬大规模修建母亲水窖,修造原理与泥窖类似,只是用砖和水泥垒砌窖体,再用水泥修建雨水集流场,这样一来,中雨,乃至小雨,冬雪,只要水泥地面起水,都可汇入水窖,而且,落在水泥地面的雨水杂质较少。这多年,塬上的人看到了这点好处,也不惜工本,几乎家家都有了这种集水设施。说是水质好,只是相对而言,只是依照塬上人先前的饮水标准,在城里人,在川里人那里,饮用未经净化的雨水,仍是一桩可怕的事情。

  讲究的人家,也会不惜工本去吃泉水,而泉水只有川里或沟里有。取一趟水,最短距离也要三五里,大多都在七八里,乃至十几里。挑一副空桶,从陡峭的黄土高坡下来,装满泉水,再原路爬坡,取一趟水,往往需要耗费几个小时,半天功夫。这只有强壮男人在农闲时分才可做到。有大牲口的人家,可以赶着毛驴或骡子驮水,妇女、小孩、腿脚灵便的老人,都可以做到,而一对大号的驮桶,一次可以盛水二百斤,抵得上人工取水两趟。水来得不易,用水便格外俭省,塬上人家再不懂得过日子的人,浪费粮食的行为有,浪费水的人绝对没有。川里人挖苦塬上人,往往说,到你家门前讨一口水喝你都不舍得。确实,是夸大了些,要馒头吃,只要有现成的,别说是乡邻,哪怕是要饭的外乡人,一般都不会被拒绝,而要喝水,那可真不一定给你。

  人畜饮水是再也日常不过的事情,因其日常,说成是天大的事也不为过。在这一点上,川里人的头颅尽可以抬得高过垂直高度几百米的黄土塬,然后俯视塬上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川里人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漫长的时代,黄土地带草木稀疏,居民的烧柴主要依靠庄稼收割后的秸秆,还有山坡上的蒿草。但,秸秆的用途太多了,比如大牲口在冬天的干草,而秸秆本身是不经烧的。蒿草便成为主要燃料。人口充分繁衍后,塬上哪怕脚掌大的平地都种了庄稼,哪有野草的生长空间?再说了,蒿草这种植物,夏秋间长高了,极其鲜嫩,连根拔下来,晒干了,烧起来可真烦人,火力不足倒是小事,主要是烟太大,农村都用土灶,塞进去一把,火灭了,却不能用风箱,风箱一起,柴灰轰燃,轰灭了火焰,也将灰雾吹得满灶屋都是。只能用嘴吹,嘴对着灶膛,用力小,扇不起火焰,用力猛,火焰轰然而起时,一股浓烟,一团灰雾也跟着喷薄而出。而这种柴火又是极易熄灭的,吹一口,一道火焰,一股浓烟,一团灰雾,烧火者两包眼泪,一脸灰雾。嘴刚离开,又熄火了。一顿饭做下来,眼泪根儿都被剜出来了。

  川里地广人稀,野地多,许多地方,一户人家占据一条冲沟毛沟,或一座小山包,勤快的人家,屋前屋后广植树木,有果树,也有炭薪林,每年剪伐下来的树枝,都可以对付一阵子的。还有,门前河流每年夏季都是要发几场大水的,黄汤滚滚,裹挟着各种杂物,比如,树枝,乱草,牲口粪,等等,要是来自东边子午岭林区的洪水,那就可观了,河水整个都是黑的,大树亦不鲜见。河边的人都有从古以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从河里捞上来的东西,谁捞上来归谁所有,包括活人,主要是青年女子,理所当然归打捞者,假如打捞者家人正好没有婚配需求,则可以当成自家女儿嫁给亲友,而该女也会将自己的救命恩人当成娘家。不说这种属于小概率事件的非常好事了,即以正常而论,一场大水,往往可以解决大半年,乃至几年的燃料。发大水时,每个村子人声鼎沸,一片不分点的吆喝声:捞柴了!老少男女,凡是能够行动的人,扛着铁耙、木叉、舀子等工具,呐喊着,奔向河边,占据有利位置。所谓有利位置,也就是回水湾,或河水拐弯处,中流正好靠近河岸的地带。人们挥舞起各种捞柴工具,将洪流中的漂浮物,划拉到岸边。碰上大树,也正好离岸边稍近,一个人,或一户人家是绝对拉扯不出来的,这时,合作精神便诞生了,几户人家各自水性好的男子进入洪流中,合作拖住大树,在几尺高的泥浪里颠沛起伏,先顺流而下,借着水势,慢慢将大树拖离激流区,在下游的某个回水湾,再拉扯出来。捞柴行动结束后,参与者对大树分解了,然后平分。也有大树太大,水流太急,继续拖扯下去会有危险,一般也不会有人效法中学语文课本上宣传的金训华为了在洪水中抢救电线杆而搭上性命的英雄壮举,此时,有经验的人会大喊一声放手,大家同时放手。人命第一,再值钱的东西原本是洪水冲来的,捞着了归自己,捞不着,还给洪水,没有人会因此拼命的,也不会有人因此心生遗憾。可别小看了洪水中捞出的烧柴,大多都是普通植物,蒿草,秸秆,草根,等等,经洪水浸泡后,晒干,顶得上干树枝用呢。不起烟,火力壮,随便抓起一把塞入灶膛,风箱扯起,火苗呼呼地,一顿饭用不了多少。发一次大水,哪怕洪水发自苍白干旱的黄土区,也会大有收获的。那些漂浮在浪头上的黑糊糊的杂物,碎草,树叶,羊粪之类的,用不着铁耙木叉之类的,用铁网细密的舀子捞上来,晒干了,仍是上好燃料。这种燃料被称之为浪沫子。洪水退后,凹凸不平的河滩上,还会沉淀些许浪沫子,用竹扫帚攒起,拿回家,也是上好燃料。同样的植物为何经过洪水浸泡后,质地坚硬了,烟灰少了?河边的人没有人去管这事,好用就行了。其实,原理很简单,洪水含有大量泥沙,将植物中的水分吸附一空,阳光暴晒后,构成植物的元素起了变化。

  塬上人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夏季的暴雨都是一片一片的,这片山坡暴雨如注,那片山坡艳阳高照,都是常事。俗话说,隔一条犁沟,都是旱涝两重天。意思是说,只有半尺宽的犁沟,这边暴雨成涝,那边亢旱成灾。这不是形容词,而是黄土山乡夏季的常态。本地暴雨,洪水中的财富与本地无关,洪水将本地的杂物搜罗出来,携带给下游了,而上游下没下过暴雨,下游人并不知道,看见河道里洪水翻卷,川里人赶往河边,都是来得及的。待塬上人看见洪水,一路奔跑到川里,几道洪峰已过,而前几道洪峰携带的杂物最多。再者,川里人早把几乎所有便于捞柴的有利位置都占据了,塬上人只能见缝插针,看着川里人的脸色,溜些许边儿。而且,都在一方天地生活,只是塬上塬下的区别,塬上人活到老,都是彻底的旱鸭子,一个村子挑不出一个勉强会水的,还普遍晕水,只要到了河边,据他们说,脚下的土地在到处乱跑,眼前的水流迷离恍惚,脚下明明踏着硬地,此时,地是软的,棉花一般虚浮,他们跟着脚下的土地跑,直接跑进水中了。在清流那里如此,在喧天洪流面前,早已魂飞魄散了。

  小时候,每到县城逢集——县城在马莲河以东的高原上——马莲河西边塬上的人,下到河边,大男人在只有齐膝深的河水里哇哇哭喊,我们这些河边七八岁的小孩,牵着他们的手过河,一趟可以挣两毛钱。黄昏,赶集回来,我们再接引他们过河,一趟又可挣得两毛钱。十天一集,我们在这一天,每人都可挣得一元两元钱。在那年月,这可是一笔巨款啊,一个月一分钱不进的农户,太普遍了啊。若是早上赶集过河,中午突遇暴雨,发了洪水,黄昏时,塬上人隔在河那边,那又是一番情形。洪水要是太大,川里人也不敢轻易涉足,一般的洪水,川里的男人,半大小孩,会脱光衣服,在洪流中漂流几百米,爬上对岸,让对方,无论男女,都要脱得一丝不挂,为保险起见,还得捆住他们的双手,拉扯进洪流,在泥流中,高高低低,漂流到回水湾,拉扯上岸,让他们自己去小河沟,用清水洗去身上泥垢,川里的男性又从河岸逆流而上数百米,选一个入水位置,再去拉另一个人过河。为什么要脱得一丝不挂呢?性命相关,丝毫顾不得半分廉耻。半河水,半河泥,身上带有一丝一缕,泥水搅缠上去,那可是不轻的分量。为何又要捆住双手?不会水的人,到深水区,双脚一旦踩不到河底岩石,心中一慌,双手乱打乱抓,拍起的泥水会将双方眼睛蒙了,都被泥浪打晕了,冲走,或直接呛死,若被对方抓住,无法划水,两人的性命很难保住。

  在黄土山乡,小河沟的洪水是沾不得的,河床极其狭窄,水流奔涌,夹杂着大量泥土,还有巨石,任你水性好过浪里白条,也不顶用。这与水性无关,哪怕是自己的亲老子亲儿子被洪水卷走,都是不能入水救的,白费功夫,再搭上一条命。在洪水中游泳,专指在马莲河这种大河中,水面开阔,两岸还有不算陡峻的堤岸。大河里的洪流,看起来泥浪喧天,声震远近,其实,哪怕在清水中纯粹浮不起的那种水性,只要胆大心正,你都可以一搏泥流的。因为泥流浮力大,你站在水中,双手搭在水面,都不会下沉的。你只须借着水势,遇到大浪,适时昂起头,不要让泥浪打蒙了,遇到漩涡,你将身子圈起,屁股朝下,手脚都漂浮在水面上,便不会被漩涡吸进去。我算不得有什么水性,在清水中,手脚并用,勉强浮得起来而已,而很小的时候,即可在洪流中玩水。我觉得太神奇了,多年后,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黄土高原的洪水泥沙太大,而泥沙的比重大于人体比重,所以,人体可以自然漂浮于水面。当然,我也多次遇险,淹得半死时,大人救援及时,拉扯上岸,趴在牛背上控水,缓过劲儿后,返身又钻进水里。河岸边所有的男孩都是这样过来的,闯过一关又一关,大人管不了,也不大管,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成长的。只是我最小的哥哥,在那一个炎热的午后,把十二岁的生命停留在门前的漩涡里。


  那年我九岁,午饭后,收拾完家务,每人挎上一只草筐,手持镰刀,叫上与我同龄的堂哥,下河滩打猪草。半个月没有下雨了,热得难受,上游似乎也没有下过雨,河水平缓,门前的一段河水有一个远近闻名令人谈之色变的恶名老龙潭,约有三里长短。这里曾经淹死过许多岸边有名的弄潮儿,水域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漩涡,在平水期,那儿都会旋起一圈水桶粗细的涡流,圆圆的水圈像是一只滴溜乱转的贼眼睛,眼神如刺,令人不由心惊肉跳。岸边活着的几代有名的水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下去过。不知是谁先提议的,没有人犹豫过,我和堂哥率先入水,小哥哥接着入水了。小哥哥那时已算得上有水性了,我和堂哥只是在清水中手脚并用勉强浮得起的水平。三个人同时被淹没,原来那是一个水坑,坑口与河岸没有任何过渡,入水即入坑。我和堂哥前后挣扎出来了,小哥哥却久久不见踪影,我和堂哥慌了神,像两条被人追打的小狗,满河滩疯跑呼喊,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那天所有的大人都在半山腰一个宽阔的台地上劳动,互相间被山坡隔挡着,看不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喊叫声。还是在另一山头的牧羊人似乎看出了河滩的不对劲儿,他那里正好高于台地。河边发生孩子溺水的事故每年都会有多起,台地上的大人像是训练有素随时整装待发的军人,撂下工具,第一时间赶往河边。山坡漫长,连通河边的陡坡小路,走起来在四五里远近。大约半小时后,大人赶来了,几个水性好的人立即跳下漩涡,一遍遍潜水,一遍遍空手返回水面。直到太阳落山时,在漩涡底的淤泥中,捞起了小哥哥。从此,家中只剩我一个孩子了,几个大哥哥和姐姐,早已以大人的身份各自奔波自己的生活了。

  村中的孩子消停了,每天都在河边溜达,打猪草,打柴,打群架,再没有人玩水了。半个月后,一切恢复常态,每隔几天都有孩子溺水,都因为救援及时,有惊而无险。直到我离家数年后,我的亲侄子,十六岁的亲侄子,第二年就要参加高考了,那个暑假在县城中学补习,回家取干粮时,徒步走过二十里山路,到河边,暑热难挨,下河凉快时遇险,我的年已花甲的嫡亲三叔正好在河边劳作,飞身下河救援,爷孙俩双双遇难。


  在马莲河边生活了十六年,马莲河给了我无尽的欢乐,也给了我无尽的伤痛。我的童年少年一切的欢乐都与马莲河有关,我的童年少年一切的苦难,却不都是拜马莲河所赐。而小哥哥的遇难,对于我,实在是一桩致命的打击。虽然,在刚满两岁时,母亲的去世,已经注定了我童年和少年苦难的底色,可能是因为不懂事,倒没有觉得什么,而小哥哥是我日常生活的唯一依傍,他的离去,世界在我面前,从此一直是空茫的。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我,假如某个物件,同时被我和另一个人看上了,那么,毫无疑问,它属于另一个人。自那之后,我没有与人争抢过什么,直到现在。金钱,名誉,地位,女人,一切引起人争抢欲望的东西。我的世界在那个夏天的午后,已完全彻底地还给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活着,活在这里,活在那里,这样活着,那样活着,活得好坏只是别人用别人自己所认定的标尺对我的丈量,与我无关。在我觉得,怎么活着都是好的,身无分文的时候,坐拥财富的时候,迎风高歌的时候,逆水行舟的时候。凡是命运给你的,强加你的,赠与你的,你都得接受,主动的接受,被动的接受。没有什么好不好,好你也得接受,坏你也躲它不过。在他人看来,在这几十年中,我还做过不少事情,以现行的操行标准衡量,所做基本上都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将我恭维为成功人士。以这些为基点,不乏真诚地指出了我的身上的若干优点,比如善良、敬业、达观、洒脱,等等,等等,还有手不释卷,博学多识,等等,等等,让我自己看到这些词汇后,往往都要回环四顾,一时无法确定到底说的是谁。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已经确认,这个世界真的与我无关,或者,我真的与这个世界无关,所以,我才会成为这个样子,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与我有丁点关系,或者,我与这个世界有丁点关系,我的人生态度肯定不是这样子的。至少,我可以放弃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但我得郑重声明,某些东西原本是我的。

  这一来,并不因为你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利益诉求,而因此获得某种安宁。相反,你因此得面临一个又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质疑:这个是你应该得到的,那个也是你应该得到的,你为什么要放弃?遇到这种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鸣不平的人,我除了内心感动,还有内心的悲哀。我只有虚言应付,或傻笑搪塞。当然,有时我也会较真,我会反问:什么是你的,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你的?你出世时,你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你离开世界时,你打算带走什么,你又能带走什么?你见过谁出世时手里带了东西,你又见过谁是带着东西离世的?什么是应该?应该的事情很多,数不胜数,你应该这样,同样也应该那样,人活在世上,真的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你,我,他,所有人。成功人士往往会给人讲自己的励志故事,渴望成功的人也手捧这种励志故事心潮澎湃,那么,你不妨照猫画虎试试呀。他的成功之路只是他的,只是他已经走过的那条路,那条路当他走过后,已经化为一条概念中的路,一条画布中的路,定格的路,定型的路,永恒的路,永久废弃的路。别说对于你已经此路不通,不信试试,让那位成功走过这条路的成功人士再踏着自己走过的脚步重走一遍,说不定会走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更成功,也许一塌糊涂,但绝非原来的样子。


  黄土山乡人的文墨普遍不深,但说出的话,很多接近真理,很多疑似真理,很多有着真理的意味,还有若干,在我看来,几乎是绝对真理。比如:眼前的路是黑的,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之类。这些话不像学者那样,从文献到文献,深文周纳,把书中已有的东西,变个说法,塞入自己的书中,当成自己的发明,于是,从头到脚都是学问家的傲慢和霸蛮,开场话必是:我认为,毫无疑问,众所周知,纵观古今中外,记得当年在某某门下求学时,导师一再教导我,等等,等等。别人一听这话,初则腰酸肾虚,继之则阴囊紧缩,真可谓:哪个虫儿敢吱声。黄土山乡的人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甚至不知道学术是一种什么术,但开言动语,却是谨遵学术规范的。比如,在描述人生的不可知性和偶然性时,如果对于知识产权明确的话,他会说,某某人说了,眼前的路是黑的,不是你的本事有多大,是你的运气好。若是岁月久远,产权人早已湮没无闻,你即便像学问家那样公开剽窃,也不会有人跟你较真,但你也不会做这种不名誉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头顶三尺有神明,欺人,祸在当下,欺天,现世报侥幸躲过了,还有来世报恭候你多时了。所以,他必然会在自己的话头前加上:老话说,或,老辈人说了。如是,如是,来去清白,屡屡分明。

  世间的诸葛亮只有一个,谁都知道,作为料事如神典范的诸葛亮,鞠躬尽瘁一辈子,并没有真正打过几场胜仗,在他生前,能够把手头的局面勉强维持下来,就这,已经算是智慧的化身了,大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多次决策失误,多次被对手搞得顾此失彼,而低看他一眼,也许人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也许人们的心中都是有数的:所谓的料事如神,那只是一个形容词。诸葛亮终其一生,能够预知,并一手促成鼎足三分大局面的形成,已经算是站在智慧之巅了,要求再高一点,或在言谈中拔高一点点,就已经涉嫌“状诸葛之智已近妖”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多的人,不明白这一点,明明连事后诸葛亮都够不上,还非要把自己装扮成事前诸葛亮。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便是因果倒推。在学界,充斥着这样的高明论断:如果谁谁当初怎么怎么样,后来将会怎么样。貌似有理,貌似高深,实则比不上黄土山乡随便哪一只打鸣公鸡的洞察力:无论是月明如昼的夜晚,还是风雨如晦的夜晚,被关在笼子里的公鸡,何曾错报过时间?当然,也有乱打鸣的公鸡,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主人会毫不犹豫捉来一刀宰了吃肉,因为这不是一桩错报时间的简单事情。在乡村,时间观念并不重要,除了农忙时间赶农时,时间其实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再说了,在时间可以与生命等量齐观的领域,比如飞机火车,经常都在晚点,也没见得主管者因此受到什么惩罚,说是虎口夺粮什么的,不过是乡村文化中激励警醒人们的一种说法。公鸡打鸣前后错那么几分钟,半个时辰,真的会产生火车碰头飞机接吻那么严重的灾难?之所以对乱打鸣公鸡执行必杀令,是因为,在农人的意识里,乱打鸣的公鸡,其意识已经昏聩了,混乱时序,便意味着阴阳失调颠倒乾坤,而大灾大难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公鸡不可乱打鸣,但人却可以乱说话,尤其那些头戴金字招牌拥有一言九鼎话语权的人。一只公鸡乱打鸣,充其量给一家一村人的生活带来混乱,而此类被众人奉为领袖或贤达的人,却把自己那张嘴完全不当嘴看待,谬论迭出,灾难频作。这是我在离开我那荒凉的黄土山乡,进入某个被习称为圣神殿堂以后,聆听这样的高论,已经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工作了。

  十六岁前,虽然也在艰苦求学,课本、课外读物,读了一本又一本,当有一天,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我与同时代的许多人,前辈,同龄人,突然发现,我们原来生活在中世纪。不是,够不上中世纪。中世纪被公认为人类的黑暗纪,其实,黑暗与黑暗是不一样的。在无月之夜的黑暗中,你可以摸索着行走,你可以将自己完全等同于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手持一根棍子探路,走遍通衢原野,没有听说过,有多少瞎子失足摔死了,只要赋予他们双脚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到达有眼睛的人不能到达之地。但是,将你赶进一条漫长的隧洞呢,隧洞两头再用钢筋水泥封死了,在隧洞中,你尽情地走吧,结局只会有三种:一是互相踩踏而死;二是脑袋触墙而死;三是窒息而死。幸好,老天爷的格外眷顾,我生在了一个肯定不好,但还算不坏的时间段。我出生时,三年大饥饿已经过去三年,此后虽然经常饿肚子,但饿肚子和饿死,这是两个量级完全不同的概念。接着赶上了以后被官方明文定位为大浩劫的年代,全社会的人在一个漆黑的隧洞里互相踩踏,歇斯底里,而“余生也晚”,半明白半糊涂见过亲人乡邻之间的加害和受害,罪及妻孥倒是符合时代的逻辑,也成为时见时新的风景,但却没有满门抄斩的恶性事件发生。某某人家全家人被扫地出门,这是常事,但,满门抄斩却没有过。绝没有,至少在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有了这种文明,我们每一个华夏子民,都有充裕的资格傲视人类所有的祖先都曾经历过的那个罪恶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中世纪。长大成人后,在有些半遮掩半公开的资料中,说是满门抄斩的恶性事件并不算少,只是不在我的那片黄土山乡。我不由得一遍遍倒吸冷气,我的黄土山乡,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流连忘返的好风景,没有那种让你为之要死要活的美女帅男,甚至经常会让你吃不饱穿不暖,但,为人行事,却是有底线的。我对这片土地用心研究了三十年,至今虽没有拿得出手的可以成为不刊之论的成果问世,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而且是这片黄土地的立地之本,和寄身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群的立身之本。这片黄土地,在地质学家那里,被定位为鄂尔多斯南缘台地,在气象学家那里,被定位为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在文化学家那里,被定位为中原文明与西北草原文明的交汇带。我认为,这些定位都是准确的,各有各的准确。地质上,气候上,文化上,各取一半,都不算典型,都不算完整,但都兼而有之,都没有达到极致。是不是因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自从来到人世以来,便一直聆听着来自冥冥之中的某个声音的告诫:做事差不多些。

  其实,表达这个意思时,用的是另外一个词汇,我在古今汉语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发音是:bangjian。帮兼?邦间?傍肩?没有意思嘛!难道来自少数民族语的汉语音译?真的说不准,我们那儿的很多方言词汇,是在规范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离不开的词汇,很多则直接涉及到对地域文化精髓的理解和把握。比如,bangjian。大概意思就是做事,包括说话,差不多些,留有余地。古雅一点,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持中守正,就是大清雍正帝赐给大臣的条幅中表达的:持盈保泰。


  说得远了。

  离家生活的三十年间,前十八年,在居老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生活,按照在老家时对地域概念的界定:我是塬上人,由川里到了塬上。那是名动世界的董志塬,当然,只限于地理地质学家范围,或者,还有一些文人骚客。确实,与在川里相比,天高地阔,一眼可以望到一眼望不到的地方。有一年到西安出差,一个南方朋友对我家乡的那一块黄土高原有了兴趣。班车沿着盘山路,一盘一盘攀登董志塬时,他说,呀,上山了,好高的山啊!我笑笑说,是啊,我住在山上。车上山顶,却无半点山顶的气象,举目一派宏阔平畴,蓝天白云,绿树成阴,阡陌纵横,人烟扰攘。他说,你们这地方真有意思,我们那地方山就是山,平地就是平地。我说是啊是啊,我们这地方最高处是平地,最低处是平地,两块平地如同两个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两块平地之间是山坡,山坡也是由一块块平地组成,由最低处到最高处,每一块山坡平地与另一块也大致成为两条平行线,有时相交,有时不相交,螺旋式上升,这就是梯田。

  我没有因为自己终于成为塬上人了,而比川里人高出多少,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返回川里的打算。从川里出来了,我得老实承认,我是挣扎出来的,自从小哥哥遇难后,那里已经与我从情感上没有任何关系了,尽管那里还生活着众多的、或近或远的亲人。在老家,我只有一个在感情上在道义上在法律上需要我奉养的亲人,亲人离去后,老家从此与我无关。我觉得在塬上生活的唯一好处,便是一眼能够看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而每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脚下都有一条伸向那个方位的大道,而在川里的老家,你即便拥有多么豪壮的野心,走完通往任何一个方位的崎岖山路,那份野心大约也被耗损得只剩下回家的野心了。在这十八年中,我骑自行车就近走遍了董志塬所有的村庄,考察过横跨陕甘宁三省的子午岭林区,沿着陕甘蒙宁四省区的边界骑行一圈,徒步考察过战国秦长城,走过中国的大部分省区。自小,我对地图情有独钟,手捧一张地图册,神游天南地北,我知道,世界太大了,我脚下的那片土地,在现实生活中,把双脚走短了,也未必能够达到“走遍”的要求,但是,上了地图,有时连标上自己名字的资格都没有,有时名字倒是标上了,两个字已经挤满了全境。而我就读小学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村子旁边挖出一具完整的重达八吨的大象化石,这具大象化石现藏于中国自然博物馆,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剑齿象化石,而这具化石却有着一个名号:黄河古象。那时候,我从地图上便可准确测出,出土大象的地方,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位,距离黄河都在千里以上。负责挖掘的专家解释说,眼前的马莲河属于黄河流域。哦,原来是这样的。地图上确实标注得很明白。马莲河发源于塞上宁夏,距黄河也不过百里之遥,黄河一路东去,马莲河却逶迤南下,在陕甘边上,注入从西边来的泾河,马莲河于此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泾河的一部分,而泾河携带着马莲河的水流,到了关中平原,集体注入同样从西边来的渭河,泾河就此打住,渭河继续东行,在豫陕晋三省大三角处,汇入黄河。马莲河转了这么一大圈,几乎是由黄河出发回到黄河了。

  一段时间我为此忧伤过,我想到了人世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而且,我还知道了,河流有一级支流二级支流之说,大概是,直接注入干流的支流为一级支流,无论水流大小,而间接注入干流的支流,无论支流的水势有多么浩荡,名头有多么高迈辉煌,与干流之间隔着几条支流便是几级支流。这么说,马莲河只是黄河的三级支流了,而我在黄河边见过许多直接注入黄河的水流,实在不能算作河流,水面宽不过一步,水量简直就是几头叫驴同时撒了一把尿而已。可这却是一级支流,如同那些豪门子弟,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与所有初生儿一样都是内容大体相同的啼哭,可人家的一声啼哭,简直就是中军帐中发出的号令,多少人为之奔走!我连续看过十几年的有关动物世界的书和电视节目,越看越痴迷,有些内容不知看过多少遍了。

  这是一个看不够看不完也看不透的人类世界。

  任何生命,只要是生命,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生命规则,老虎狮子强大无比,在动物界,他们是食物链的高端,走在哪里都是王者,可老虎狮子走到哪里,都不可能在数量上占优,而其生存的艰难程度,则胜过任何一个,哪怕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生命。有意思的是,对老虎狮子最大的威胁,不是其它生命对它们的掠食,而是饥饿。饥饿而死。有几只兔子是被饿死的,有几只耗子是被饿死的,有几只蚂蚁是被饿死的?达尔文说,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弱的,是最能适应环境的。这与人类社会的情形何其相像啊!在人世间,固然没有统计数据做支撑,但以所占人群比例而言,真正的高危人群,恐怕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处在社会高端的帝王将相,进入《史记》的,大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约有一百四十家,几十年后,绝大多数家族不仅没落了,而且绝户了。而在华夏大地上,百年老村,千年古村,多了去了。一族一姓,生生死死,有如荒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百年千年,瓜瓞绵绵。真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生态平衡永远是动态的平衡,人世的公平永远是动态的公平。得之不必喜,失之不必悲,谁都是匆匆过客,谁都是所在世界的一分子,仅仅是一分子,有你不见得多,没你不见得少,可有可无的一分子。像一条大河的支流那样,一级也好,二级三级也罢,既是更大河流的支流,自身也是由众多的支流汇聚起来的。如同环绕老家的那条马莲河一样,仅在这个小小的村落视野内,就接纳了四条流水哗哗的支流,从河边岩缝中渗出的,直接融入河水的泉眼瀑流,还没有计入其中。这些涓流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的名分,马莲河似乎也从来没有向谁争过名分,从远古到现在,不舍昼夜,在其两岸干燥苍白的土层下,还埋藏着让世界侧目的巨量的石油和煤炭。


  十八年后,我西行千里,定居于黄河边。完全出自偶然。但以人们习以为常,且擅长的,那种因果倒推招数回头看,怎么着,都有处心积虑的嫌疑。小哥哥死后,我一直都在逃离,终于逃离村庄了,由川里人变身塬上人,或索性俗气到家了说:由乡里人变身城里人了。对我来说,那是人生命运最大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甚至可以用得上翻天覆地这个被国人也包括我用了几十年的词汇。回想起来,在如此重大转折那里,我的最为真切的感受,也不过只是内心稍稍安妥了些。随即,便无奈地发现,我的心不在这儿,完全不在这儿。几乎是获得饭碗的同时,我便开始了流浪,人的流浪,心的流浪。有一次,和顶头上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质问我,单位这么重视你,我这么看重你,请问你到底要什么?我说,请首长仔细回想一下,我问你问单位要过什么吗,合理的,不合理的,为公的,为私的?他一愣,举头想了好大一会儿,咻咻说:还真没有。我说这不就结了。随即,他也许觉得,上了我的话语圈套,在下属面前失却了某种东西,大约属于面子尊严之类,他厉声喝道,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是政策允许的,客观条件能达到的,我一定满足你!我说,敬爱的首长,我本身没有任何要求,如果一定有什么要求,也一定是政策允许的,客观条件能达到的,但你却不能满足我。他气喘吁吁地说,你说你说。我说,我想流浪,一无所有,浪迹天涯。他瞪大眼睛看了我好几眼,确信我说的是真话,便冷笑道:这个还真满足不了你。多年以后,对于首长的这次光火,我稍稍有些明白:遇到一个对自己完全无求的下属,于公于私一概无求,还真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至少,他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是失效的。

  也因此,我获得了某种自由,以现实利益的受损,换来的些许自由。我可以利用每个法定的节假日,四处流浪,我也获得了出外求学的资格,仅负笈京华,即达四年之久。然而,在国内所有我去过的城市中,我坚决不愿意成为她的市民的城市,北京之外,还有我目前定居的城市。不是因为我找到了另外的足以安顿自己身心的美好所在,不是的,我只是不喜欢这两个地方而已。然而,几年的京都漂泊,我再也不愿回到故乡了,偶尔闻见故乡的气息,听见故乡的口音,都让我烦躁不安。在离故乡仅仅一百多里的所在讨生活,又怎么能说是离开故乡了呢。在那个秋天,我终于逃离了,一口气逃到千里之外,不幸的是,我由一个不喜欢的地方,来到了另一个不喜欢的地方。但,此时,我已经三十五岁高龄了。家乡人说,人过三十五,半截子入了土。在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我喝醉了,第二天便是农历大年,醉倒在风雪交加的黄河边。我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真的有黄土埋住了肚脐眼,丹田以下,顿时麻木不仁。

  我的年龄已经不适合流浪了,我只有以身体的坚守,换取心灵流浪的自由。于是,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看见一个手不释卷的我。我在书中流浪。人问我,你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人说不干什么你读书干什么,我说因为不干什么才读书的,要是想干什么,读书干什么。人又问,那么你写文章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呀,他说不干什么你写文章干什么,我说因为不干什么才读书写文章的,要是想干什么,靠读书写文章又能干得了什么。

  人不是跟我抬杠,我也不是跟人抬杠。人说的是读书的功利性,我说的是读书的非功利性。任何事情如果与现实功利挂上钩,那真是没有任何意思。而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彻底的功利化时代,以雷达先生的话说,便是:缩略时代。一切都被缩略了,爱情,感情,友谊,社会交往规则,等等,都被缩略为一个核心词汇:利益。也因此,所有的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道统学统危机,情感危机,种种危机,不正是追求功利太过导致的吗?自从把读书与现实功利挂上钩以后,事实上,读书人已经死了。不是被书读死的,是被书毒死的。在我从业的这个圈子里,见面三句寒暄后,话题便很自然地转移到业务上,而这业务却与学问无关,无非是谁拿到了国家课题,经费是多少,谁拿到了省级课题,经费是多少,谁拿到横向委托课题,经费又是多少,谁在什么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文章,是不是核心期刊,是哪个评价系统认可的核心期刊,而本省认可的又是哪个评价系统,认可某种评价系统又是多么荒谬,而自己的论文又如何有价值,只因为不在本省认可的那个评价系统里,所以,又吃了多大的亏,耽搁了多大的前程。如此等等,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一群读书做学问的人,更像街头的小商小贩。于是,我便闭门谢客,我也不打算干什么,我早已认定我做不了什么大事,连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做好的生活小事都做不好。我也做不了什么重大的学问,最多只是尽量多读一些古圣先贤写的文章,写一写算不得有什么价值,但一定是出自心灵的文字。这些文字与生存无关。哪怕,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生存,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这只能算是连带效应。


  我不是一个厚古薄今者,也不是一个一味沉溺于过去的人,虽然我写了那么多关于今人的,类似于读后感的文字,但我从感情上更倾向于古人。读今人的文字,只因为生活在当下,或者,从当下的文字中,获取当下的生活和精神信息,判断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倾向于古人,大约是因为,我从田园中走出来,我曾经的田园已经与我无关。我从故乡走出来,而我无意或有意疏远了故乡,甚至在身体和情感上,都与故乡划清了界限,但这正是我将自己与故乡融为一体的郑重选择。离开故乡时,我已将故乡随身带走了,我走到哪儿,故乡随我到哪儿,我带走的是一个我认可的,与我的身体和灵魂有关的故乡。这是一个共同体,先民耗费了几千年的岁月和心血,构建的一个乡土文明共同体。我用几十年的心血,以文字的方式,在复原,在重构这个乡土文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苦难与欢乐,荒寒与繁荣,卑琐与高贵,动荡与安宁,一切的一切,水乳交融,自然而然。而我们现在的乡土上还剩下什么,那个给了我生命,并赐予我最初的本真的生命体验的村庄,现在还剩下什么?山川依旧,老弱病残,居无生机勃勃之烟火,野无沸反盈天之童稚,一个被掏空了五脏六腑的黄土躯壳。

  据说全国拥有一百万个行政村,现在,每天有一个行政村消失,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则达到一百个。而我所理解和了解的行政村,有着人为的强制组合的因素。当然,这是为了方便管理,方便权力自上而下的统辖贯彻。行政村下辖的各个自然村之间,有的有着天然或人为的一体性,比如自然地理上的一体性,比如血缘渊源上的一体性,有的行政村则纯属拉郎配。比如我老家的那个行政村。以自然地理而言,似乎具有一体性,五个自然村分布在一条纵长约有十几里,横宽大约二三里的黄土墚上,每一个自然村又根据其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各家族历史传承,又分为不同的居住村落,当下大约被称之为“社”吧。我的老家的那个自然村却是一条相对独立的山墚,并且是由三部分组成的。马氏宗族最大,也是最早的居民,占据着河川平地,赵家人是后来者,占据了与马家祖居之地相连的那条黄土坡的半坡,而周家人先前只有一户,占据着由两条大的山墚夹峙的一条狭窄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山墚。三个宗族呈“品”字形,分布于三处,地脉相接,窗户相望,走动起来却要跨沟越涧,相当地不易。日常生活也是各过各的,交集甚少。其他四个自然村的情况大体相似。而五个自然村,三个在塬上,一个在半坡,直达川底河边,另一个,也就是我的老家所在的自然村,其实属于另一条山墚的下半部分,整个自然村,三个家族中,没有任何一个家族与塬上的三个自然村的任何一个家族,有着家族传承上的交集。塬上人和川里人,在生活习惯上,在情感倾向上,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之所以被纠集在一起,至今从行政统辖上分割不开,完全是大集体时代留下的行政格局。行政村的主体部分在塬上,当然,来自国家的行政资源便集中在塬上,从公共设施,到日常福利,川里人是没有条件享受的。比如,与这块黄土地的未来有关的小学就设置在塬上。

  我就读小学时,上边也许为了照顾川里人,将校址设在川塬交界处,即便如此,离家仍然将近十里山路,去一趟学校,要过两条小河沟,要爬一道漫长而峻峭的黄土陡坡。我离开故乡的那一年后季,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故乡全面铺开,不久,小学由原来搭在塬畔同时照拂塬上川里的土窑洞庄院,完全挪到了塬上整个行政村的腹地。川里的孩子十里路上走读小学的那点恩惠都被剥夺了。好在我老家的那个自然村保留了一所三年制小学,一个老师,是我小学的同学,他读到初中,文革末期的初中,学校完全放弃文化课教育,学生完全放弃学习的那两年。生产大队要成立一个药房,设在塬上的腹地,要从我们两个失学初中生中选拔一个售货员。当然是他了,不用怎么费心选拔,即使让我负责选拔,入了我的眼的也一定是他,而不是我。身份还是农民,每日拿全劳工分,见天拿,年终参与全大队分红。从社员的眼光看去,不用出力流汗,整日蹲在凉房里,挣着最高的工分。确实,这比社员强到天上去了,社员出的牛马力,既受生产队长的任意刻薄,也受老天爷的管制,雨雪天,农闲时,无法出工,便也没有工分。一个农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资源就这么多,这已经是顶天的好事了。我只有下地劳动。几年后,药铺转制,而他一点医都不懂得,又转身为民办教师。这个小学使得我们这个自然村的孩子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三年学满,无法去中心小学就读,只好失学。我上学那会儿,虽说那些不落后的地方,学校不怎么开课,学生不怎么学习,可因为我们的落后,学校仍把教学活动放在首位,评价老师好坏的尺度仍然是教得好与坏,学生仍把课堂学习放在首位,评价学生的基本尺度仍然是学习好坏。落后,让一批完全不具备受教育条件的农家子弟,都以学生的身份,留在了学校。比我大十岁以内的,和比我小五岁以内的,家乡的那一批孩子,除了个别女孩子,大多读完了小学,一部分读完了初中,或者高中,少部分则通过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跑道,走向了外界。而土地在手的农民,在生产上获得了自主权,对自家孩子的未来也有了自主权,读完家门口的三年制小学后,大多选择了弃学。

  恢复高考后,最初的几年,在我们那样一个落后到无法再落后的地方,完全不具备现代教育条件的地方,在全省的高考录取率只有百里取不到一的境况下,前后却走出了六名大学生和四名中专生,在四邻八乡被视为奇迹,都说文脉在我们那里,包括在塬上人的眼里。我说的是以马氏宗族为主体居民的那个自然村。而此后,生活条件似乎得到了极大改善,在新世纪的曙光照射到那个黄土山村时,彻底告别了煤油灯时代,一条可以行走农用车的土路与塬上接通了,可是,村中再无一个孩子考上高中。不过三二十年的光景,难道文脉如残梦,屋檐下早起的鸟雀叫一声便可惊破了?

  其实,我一直与故乡保持着联系。间接的联系。从故乡走出来的子弟,那些通过考学走出来的子弟,他们像所有跳出农门的孩子一样,回家看看,从来都是一桩神圣的人生大事。他们把回家看到的人事,以电话,以面谈的方式,不断地提供给我。我不能表示我对这方面的信息毫无兴趣,相反,我得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前者,出自理智,后者,出自感情。是那种冰冷的,面对纯然客观对象的理智。是那种揪扯不清的感情,剪不断,理还乱,无所谓恨,无所谓爱,无所谓冰冷,无所谓炎热,声声断断,心口那儿总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揪扯。谁谁死了,谁谁老无所依,谁谁生了多少娃,谁谁的媳妇跟人跑了,如此等情。而新一代的儿郎们大多守着那几亩老祖先开辟的川地坡地艰难度日,一些格外胆大的人偶尔也出门谋生,谋生的手段便是给人下苦力。可在一切都技术化的今天,还需要多少苦力呢,苦力又能值多少呢,苦力出完了,也往往拿不到哪怕多么微薄的工钱。人们的眼界真是开阔了,村中哪怕个人条件多么差的姑娘都会把自己嫁到塬上去,塬上无论条件多么差的姑娘都不会嫁到川里来,一部分男性三十过了,仍是光棍,一部分男性掘地三尺凑够不菲的彩礼,迎娶来的差不多都是重度残疾女性,或身残,或脑残。


  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至少我没有人们看起来,或想象的那样坚强。我经不住任何打击,那种来自故乡的眼见为实的打击。我宁愿活在过去,活在那个让我没有安全没有温饱没有尊严,但却有着挣扎,有着希望,有着活力的故乡。我假装我的故乡还是我曾经生活过的故乡,那个曾让我时时深以为耻不愿有片刻停留,逃离了永远不愿回头多看一眼的故乡。在那个故乡里,男人有力气有兴趣暴打自己的女人,女人有激情有勇气咒骂自家的男人,邻居间可以为一根麦秸秆大打出手,可以用世间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互相诅咒,孩子们可以为某个村庄的某条恶狗曾经咬过其中的哪一位,而在某个漆黑的夜里,奔跑十几里山路,结伙去为同伴报仇。但每当谁家有了大事以后,不用谁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无钱无力的倾力捧场,平日不共戴天的人,心甘情愿接受对方的支配,十年不说话的人一起言笑晏晏,哪怕事情完了,立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所谓的大事,无非是婚丧嫁娶新修窑洞庄院罢了。他们维系的是一个村庄固有的生存秩序和道德秩序,一个村庄面对外界时,必须要有的脸面。而当下,这些都不存在了,任何时候,村庄都是平静的,古墓一般的平静,没有孩子的沸反盈天,没有妇女的家长里短,没有跳墙偷情的男人,连那习惯于大惊小怪的农家土狗,哪怕鬼子进村,也懒得叫一声。在学术界,有人把当下的乡村命名为后乡土时代,至于有无道理,只是一种说法吧,打着“后”的旗号的命名太多了,后现代,后后现代,后革命,真是一个“后”字,境界全出矣,这个“后”以前的一切都过时了。那么,如果这个后乡土时代之“后”,真的表达了一种真的事实,我们便真的成为一群永远失去故乡的飘零者了。

   我喜欢安静,村庄般的安静,生机勃勃的安静,但我害怕死亡一般的安静。二十年间,我没有回过故乡,但我去过无数的乡村,天南地北,富名远播的村,穷烟乱冒的村,我还有着联户扶贫的任务。可我看不到乡村应有的那种生气,那种挣扎着,也叫嚣着,歌唱着的生气,看不到一种底气,那种把自己的土窝窝当成金窝窝银窝窝,绝无井底观天之可笑可怜,却有着夜郎自大的可爱可敬的底气。我在别的村庄那里似乎看到了我的故乡的终极命运。难道数千年的乡土文明真的要划上句号吗?这是我不愿看到,也没有勇气正视的,我只知道,我朝着故乡的方向走,注定是找不到故乡的。也许,我只有朝着故乡的反方向走,站在别人的故乡的土地上遥望和复原我的故乡,哪怕依然找不到故乡,至少还可以假装自己的故乡仍然在天地间的某个角落里喘息着,挣扎着,但依然活着,以村庄的姿势活着。